当我们谈论“生物多样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行业动态-四川川法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

很多生物学家只把“生物多样性”这个新词简单理解为“生物种类的多样”，那就还是老生常谈了：我们不是早就知道生物世界由成千上万的物种组成吗？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特（Théophraste）已经尝试建立物种列表，梳理它们的特征。我们不是也知道这些物种，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微生物，都具有丰富的基因多样性，各自生活在荒野、热带草原、温带森林、热带雨林、海洋、河流和湖泊等不同生态系统中吗？

然而，当我们关注促使“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这个词的形成以及令它风靡世界的条件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出现了一个新概念—— 一个生态学的概念。它反映了一种看世界的新方式（Barbault, 2006）。

“生物多样性”一词的渊源

20世纪70至80年代，生态学和演化学领域逐渐出现一门新学科：“保护生物学”。根据迈克尔·苏雷（Michael Soulé）的说法，它是一门危机科学；一门包括却不局限于记录和描述灾难（环境破坏、生态系统崩溃、物种加速灭绝），且有助于避免和弥补灾难的科学。简言之，这是一门“介入的”科学。这一“介入的”科学共同体积极投身于捍卫濒危物种的事业。1986年，在史密森尼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支持下，华盛顿举办了一次全国生物多样性论坛。此次论坛上，美国生物学家瓦尔特·罗森（Walter Rosen）提出了biodiversity 这个词，并被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此论坛与1988年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再次引用。

大卫·塔卡克斯（DavidTakacs, 1966）关注过这个著名的论坛及其参与者（分析他们的写作和采访）。他明确提出：“保护生物学家创造并传播‘生物多样性’这个词，专门为了改变大家的心理图谱，理由是如果你能够用另一种方式构想自然，你对它的观感和评价就会不同。经过诸多环境学家和生物学家持续十年的不懈推广，生物多样性成为环保运动的一个焦点……‘生物多样性’这个词就仿佛是某种工具，用来强调自然所具有的某种特定结构。它分析和彰显地球上诸多物种所遭受的惨重破坏，并对此深表遗憾。生物学家使用这个词的目的是改变科学、自然保护、文化习俗、人类价值以及人类的自然观，并最终使自然本身得到相应的改变。”

以“生物多样性”观念的出现为标志的认识论断裂来自两个因素：其一，在生物学内部，对多样性的强调促使此前彼此分隔的学科——即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理学——互相靠近，以求更好地理解生物界多样性的演变以及生物界当下和未来的演变趋势；其二，通过强调与之相关的挑战，生物多样性成为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对象，呼唤所有学科乃至一切人的关注。因为当下的人类（不同于漫长十亿年间的五次大灭绝）正威胁着生物多样性，尽管他依赖后者，需要后者，并且是后者的一部分。

作为地球生物组织的生物多样性

查尔斯·达尔文所著《物种起源》一书对生物世界的看法是理解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他令我们关注到两个促成生物界惊人多样性的重大现象：一是编织起生物组织的大量互动——达尔文称之为“生存斗争”；二是“后代渐变”，人类从属于一棵“系统发生树”，和黑猩猩、倭黑猩猩及其他大猩猩是近亲，而我们正在加速这些近亲的灭绝。这一切的基础是以变异性为标志的生命流动：“生生之谓易”，公元前几世纪成书的中国古代关于变化的经典《易经》已经指出这一点。

一旦按照这两个原则思考生物多样性，我们对作为人类家园的世界就产生了一种生态视角；这一视角解构了西方文明一步步强制推行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使我们忘了自己的根本。由此形成的各种盲目愚蠢的行动中，最让人震惊的是对原本意义上之“猎食”或者说“竞争”的神圣化。这真让我们人类这个物种震惊不已！我们的生态学成功——地球从极地到赤道都属于我们——难道不正归功于我们基于互惠关系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及我们从12000年前就开始的与那些构成我们今日食物来源的其他种类动植物的漫长合作吗？正因为这一点，人类的数量才会在21世纪中叶趋近于90亿。

如果说地球生物结构，无论局部还是整体，即使存在猎食与被猎食者之间互动关系，我们也不能把生命之间的此种互动关系简化为单纯的猎食关系，甚至也不能简化为单纯的资源竞争：互惠合作型的互动关系也对生物界多样性的维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微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认为，“生命不是通过相互竞争，而是通过编织网络征服了地球”。她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构成人体的细胞——和所有动植物一样——源自20亿年前完成的种种共生现象（symbiose），是古菌和真菌并合的结果：能够使用氧气制造自身所需能量的（真核）细胞的线粒体，曾经是自由存在的细菌；植物光合作用所需的叶绿体曾经是自由存在的蓝菌。1967年提出的这一重大发现很久之后才获得广泛的接受。就仿佛赤裸裸的自由竞争风靡于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并不是总会看到除了竞争之外，还有广泛的合作状态。

与我们的自然重归于好

美国森林学家与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他1949年出版的名著《沙乡年鉴》（Almanach d’un comté des sables）中，勾勒出地球伦理学（该书其中一章的标题）的诸项基本原则，这一伦理学的基础是生态的和演化的自然观，以及我们与自然相对的位置：我们身在自然之中，而非与她相邻。他扩展了同时代美国生态学家提出的生物群落概念，把人类自身也包含在内。利奥波德杰出的继承者贝尔德·凯利克特（Baird Callicott）提出，正是这种整体的自然观和对所有互相依存的生命组成的生物群落的强调，使利奥波德成为生态哲学，尤其是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思潮的先驱。

“生物中心主义”承认每一个活生生的实体的固有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却围绕人性这个最终的目的，将自然理解为（人类的）工具，生物多样性概念建立起的生态中心主义，则超越并调和了生物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Maris, 2010）：人与自然都属于同一个地球生物群落，是连接在同一棵生命树上的无数枝杈。令奥尔多·利奥波德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现在知悉了之前数代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人只不过是自然演化历程中其他物种的旅伴。这一发现本应给予我们如许启示：我们关注自身生存的同时，也需要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赞叹生物演化的广度和持久性”。今天，生物多样性概念使我们认识到自然是包涵人类在内的生物多样性构成的自然，而非与人类对立，被人类“征服”，被人类凌驾其上的自然。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 2005）亦认为“从今以后很难再声称人类以外的物种并非生活的核心，无论它们是实验室里和我们交流的猴子，是农夫梦中薯蓣的灵魂，是国际象棋比赛中的电子对手，还是仪式上代替人被献祭的牛。我们的结论，是对世界上不同居民的互动分析，再也无法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的内部制度上，而将（我们先前以为我们能够支配的）那些处于人类以外的生物，仅当作等待被赋予意义和用途的客体。”

于是生物伦理领域出现了一个具有开拓性的新概念使21世纪变得炫目，那就是“生态团结”（Mathevet, 2012）。这一表述强调应当承认人类、人类社会和环境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无论后者是生物，还是生物以外的存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开始流行的生态哲学——生物多样性概念所反映的新的世界观是它的最佳体现——将成为“未来实验室”（Callicott, 2010）。共情（empathie，又译“同理心”）这个词再度兴起，成为灵长目学学者弗朗斯·德瓦尔（《共情时代》，Frans de Waal , L’Âge de l’empathie, 2010）和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2011）等众多学者重新讨论的对象。它颇为恰当地指出了即将到来的改变：“共情文明：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全球意识”——这正是杰里米·里夫金著作的标题。

参考文献

Barbault R., Un éléphant dans un jeude quilles. L’homme dans la biodiversité, Paris, Seuil, 2006.

Callicott J. B., Éthique de la Terre,Paris, Wildproject, 2010.

Descola P., Par-delà nature etculture, Paris, Gallimard, 2005.

Maris V., Philosophie de la biodiversité.Petite éthique pour une nature en péril, Paris, Buchet-Chastel, 2010.

Mathevet R., La Solidaritéécologique. Des liens qui nous obligent, Paris, Buchet-Chastel, 2012.

Takacs D., The Idea of Biodiversity.Philosophies of Paradi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6.

Robert Barbault， Diversité culturelle ; Habitat ; Nature (gérer) ; Nature(ordi- naire) ; Services écosystémiques.

内容选自 Dictionnairede la pensée écologique,

Sous la directionde Dominique Bourg, Alain Papaux

©Puf

September 23, 2015.